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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勒一生中曾有很长时间从事学校教育工作。在这方面他既提出了一些理论方面的建议，也进行过卓有成效的实践。先来看他在理论方面的一些观点。

当孩子迈入学校时，他处在一种新环境之中。在这种新环境中，儿童需要与更多的人合作。他面临着一种新的挑战。如果一个儿童已经准备好要接受更广阔的社会生活；他在家里已经受过训练要对别人有兴趣。或者说他在家庭中已经成功地培养起了与人合作的态度，那么这种过渡就是一件比较容易的事。

但如果一个儿童未作好这种准备，未能培养与人合作的态度，比如说他在家中是一个被宠惯的孩子。那么他发展中的错误就会在这场新试验中显现出来。“他很可能不愿意离开他那种受人保护的生活，而和别的孩子打成一片。……他觉得在家中所处的情境特别舒适。因为在家里他不必接受考验，他发展中的错误也不会表现出来。可是，一到学校之后，他不再受到宠顾了。”这种情境对于他而言是一种打击。

学校是家庭的延长。注意儿童的困难，纠正父母的错误，是学校教师的工作。教师的地位最适于帮助他应付他眼前的新情境。那么教师应该怎么做才能帮助他呢？

阿德勒认为：教师“要做的事情必须和母亲应该做的事一样：和学生联系在一起，并对他发生兴趣。他绝不能只用严厉的惩罚。” 确实，教师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因为使用错误的教育方法而间接地把问题儿童推向更大的歧途。他们觉得是为了这些学生好，于是责备他，惩罚他，嘲笑他。或者把家长请来，一同来“修理”这个不服管教的学生。当这种学生没有领受教师的这种所谓好意，而变得越来越顽劣时，当教师的摇摇头，叹息说：“这孩子真没救了”。做教师的往往没有站在问题儿童的立场上来思考问题。他们没有搞明白当使用批评和责备这种对待问题儿童最坏的方式时，只会让这些儿童有充分的借口来讨厌学校。试想如果一个学生如果在学校中受到的只是冷嘲热讽，那么他避开老师，避开学校，设法向新的情境另谋发展又有什么令人奇怪的呢？当他们在学校里得不到一点乐趣，把学校视为令人不快的场所，逃学成了他们的一种惯用的选择。“在学校之外，他们找到志同道合的逃学孩子。从这些同伴那里，他们获得了学校里无法得到的赞赏。能够让他们感到兴趣，并让他们觉得自己有价值的圈子，不是学校，而是问题少年组织。在这种情境里，我们可以看到不能被班上同学视为自己团体一分子的儿童，如何使自己踏入犯罪之途”。

一种情况下，这样做的教师对学生（尤其是那些问题儿童）并不真正感兴趣。这些有问题的学生于他们而言是一种极于想摆脱的负担。如果能把这些学生推向社会，或许他会觉得求之不得呢。另一种情况下，教师如此做只是使用了错误的方式，他对所教的学生真正感到兴趣，但却没有找到正确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对前者我们这里不想多说什么，对后者阿德勒提出的建议是：老师要吸引儿童的注意。而做到这一点，教师必须“先了解这个儿童以前的兴趣是什么，并设法使他相信：他在这种兴趣以及他种兴趣上都能获得成功。当儿童对某一点有自信时，要在其他各点上刺激他，便容易得多。因此，从开始起，我们便应该发现孩子对世界是抱何种看法，最吸引其注意力而且训练程度最高的感官，又是哪一种。”阿德勒所要说的是，我们要努力寻找出孩子的特长，通过鼓励、挖掘、培养他这一方面的兴趣来增强他的自信心。当他能在这一方面做好时，再鼓励他在其他方面也培养兴趣。在教育中所犯的各种错误中，相信遗传可限制发展，是最糟糕的一种。它往往成为家长与老师教育无方的借口与遁词。实际上，许多问题儿童的落后并非是智力真的比其他儿童差。他们之所以跟不上其他学生，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们缺乏自信。他们总认为自己处处不行。正是他们自认为具有的种种限制使他们不能相信自己也能达到其他儿童的水平。阿德勒举了自己的一个经历来说明人是如何被自己订下的限制所局限住的。

“我在念书时，有好几年都是班上数学低能儿，我也十分相信我是完全缺乏数学才能。很幸运地，有一天，我意象出乎意料之外地发现自己会做一道难倒了老师的题目！这次成功改变了我对数学的整个态度。以往，我的兴趣完全没在这门功课上，现在，我开始能以它为乐，并利用每个机会来增加我的能力。结果，我在学校里成了少数数学佼佼者之一。我想，这次经验在帮我看出特殊才能或天生能力理论的错误时，也是很有助益的。”

针对于此，教师所需要的就是全力设法增加儿童的勇气和信心，并帮他消除由于他对生活和解释，去除他为自己能力订下的各种限制。

在对学生的教育中为了更有的放矢，有必要了解几种不同类型的儿童。对此阿德勒通过自己的观察描述了如下几种不同的生活样式和类型下的儿童。

一种儿童“只有在受到嘉奖时或赞赏时，才肯工作，有许多被宠惯的儿童，只有在老师对他们额外注意时，他们在学校功课的表现上，才特别优越。假使他们失掉了这种特别的关怀，麻烦就开始了。除非他们有观众，否则他们就无法获得进展；如果没有人注意他们，他们的兴趣就随之而止。”阿德勒认为这些终日要求别人的注意和支持的孩子如果把这种态度保留不变，那么成年后，他也也会需索别人的支持。“当他面临问题时，他的对应是作出强迫别人代他解决问题的行动。他会终其一生对人类幸福毫无贡献，而只是挖空心思要作为别人的永久负担。”

另外有一种孩子，“他们决心要成为众人注意的中心，假如不能如愿，他们便会恶作剧，扰乱班上秩序。带坏其他孩子，使得人人为之侧目。责备和惩罚都改变不了他，这些正是投其所好。他宁可受痛打，不愿被忽视。他的行为所带来的痛苦只不过是他为自己的欢乐所付出的代价而已。对许多儿童而言，惩罚只是视其能否持续其生活样式的挑战”。

懒惰的孩子。阿德勒对这一类孩子的分析非常值得注意。他认为：除非他的懒惰是对双亲或老师的直接攻击，否则他们几乎都是野心勃勃，而又怕遭到失败打击的儿童。……懒惰的孩子则从未尝过被击败的滋味，因为他从没有面临真正的考验。他对眼前的问题总是尽量逃避，也不肯轻易和人一较长短。别人多少都会以为：假使他不是这么懒的话，他一定能应付他的困难。他自己也在这种想法里找到了护身之所。“只要我肯做，哪件事我做不了？”当他失败时，他也会些自我解嘲，并保持住他的自尊。他会对他自己说：“我只是懒，不是无能。”

有时候，老师会对懒学生说：“假使你更努力一点，你就会变成班上最好的学生。”假使他不费吹灰之力便能获得这种殊荣，他为什么要努力工作，冒失去被人重视的险？很可能如果他不再懒惰时，人家便不会再以为他怀才不露了。别人会以他的尤来评断他，而不再重视他可能达成的尤。懒孩子的另外一点好处就是：当他做了一点点工作时，别人就会夸奖他。同一件工作，假使是勤快的孩子所优我，便不会受到这么多的重视。懒孩子便以些方式生活在别人的期待里。他也是个被宠坏的孩子，从婴孩时代起，他便学会不管什么事都要期待别人帮他完成。

另外一类是喜欢在同伴间起带头作用的儿童。如果他是能顾全大众利益的领袖是件好事，因为人们是需要领袖的。但是大多数扮演领袖角色的儿童所感兴趣的只是能让他们统驭别人的情境。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才肯参加同伴的活动。这种类型的儿童在后来的生活中注定会碰到各种困难。因为其性格并不有利于社会生活。

总而言之，这些类型的儿童都没有学会合作之道。因而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很可能会面对困难和失败。做教师的首先要对此有所了解，然后注意防止、纠正他们的这些不良性格，以免这些儿童在日后遭遇严重的困难。

以上简单介绍了阿德勒有关学校教育的理论观点。在实践中，阿德勒在维也纳创立了顾问会议。通过这种最佳工具，可以把儿童问题教育成健全个人。

在这种顾问会议的方法中，由一位训练有素、对教师、双亲和儿童的困难经验丰富的心理学家和某一学校的教师们一起讨论他们在教育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当他到学校后，老师便向他描述某一儿童的个案以及其特殊问题。心理学贡献自己的经验与教师展开讨论。两者一起研讨造成问题的可能原因，和应该如何处理它的方法。由于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他们很快便能获得一致的结论。此时让孩子的母亲请进来，向她做出解释，让她明了自己孩子失败的原因。这时，心理学和孩子的母亲可以互相讨论。然后由心理学家建议采取什么措施来帮助这个孩子。最后将孩子叫进房间，让心理学家和他谈话，不是谈他所犯的错误，而是帮他找到妨害他正常发展的想法和意见，以及他不注意而别人很重视的信念等等。需要的不是责备孩子，而是进行一种友善的谈话，给他另一种观点。即使他想提及孩子的错误也应该注意技巧，保可以将之置之于一个假设的情况中，征求孩子的意见。阿德勒相信如此作的结果是很快改变孩子的整个态度。而老师在这种工作中很感兴趣。最终结果是许多曾困扰了长时间的问题有望在这种方式下获得解决。

阿德勒在1920年前就开始在个体心理学中提倡顾问会议。它在维也纳及在欧洲许多大城市中，都已经被证实为相当有价值。他认为15年的实践表明这种方法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其实，阿德勒所希望的是在精神病学家和教师之间建立最密切的合作，教师必须知道精神病学家所知道的一切事情。而在阿德勒看来顾问会议就是起到实现这一目的的有效途径。在这种方式下，心理学家通过教师接近全部学生，矫正他们已经造成的错误，并训练他们过一种独立、合作而充满勇气的生活。而心理学家所做的主要是向教师传授有关儿童心理方面的知识罢了。因而如果教师们能够对此有真的了解，那么他就不需要进一步的帮助。简单说，如果教师本人就成了这方面的专家，那么顾问会议或许也就没有了必要。

阿德勒最后给出的结论是：“孩子在家庭生活中所造成的错误是会持续下去，还是会被纠正过来，完全是掌握在教师手中。他象母亲一样，是人类未来的保证，他的贡献是无法估计的”。